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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天干戚

 
 
 

日志

 
 

回顾我的学术研究历程。(三)  

2011-07-10 10:50: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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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学术研究走上快车道的时刻,我被划为极右分子。先是五年的劳动教养,后來又是十六年的農村劳动,这二十年的折磨已使我从一个翩翩少年变成两鬓微白的中年人,直到一九八四年方才走上学术研究岗位,这时我已经是五十一岁了。由于当年在山东大学曾经名噪一时,这个影响令急需研究人材的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想起了我,八三年的秋天以函來湖北阳新商调,次年夏秋之交就顺利成行。

        入所以后立即走进资料室,如飢似渴的阅读儒家典籍,为的是要在九月底纪念孔子诞辰的学术讨论会上赶出一篇赴会的论文,于是在匆忙之下写出了一篇《孔子相对忠君说》,这篇文章虽是应景之作,但却具有新意,它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忠与三纲的君为臣纲所要求的忠,作出有所区别的分析,指出三纲之忠的绝对服从要求,而孔子以使臣以礼作为事君以忠的前提条件,却具有相对忠君特点。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当时的孔子研所所长刘蔚华看了以后则非常不满,他说:“忠君就是忠君,还有什么相对绝对的分别?简直是奇谈怪论!”只是由于我是个刚入所的新兵,因碍于情面还没有发作,但却种下我与他的矛盾的根苗。

        在确定研究方向时我选择了对孔子中庸进行研究,谁知又与这位所长的研究走上一个跑道,他原是山东省批孔的领军人物,曾在两报一刊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庸之道--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这是我后來才知道的事。经过将近半年的努力,我年终交出的研究成果是论文《中庸社会准则说》,这篇文章不仅对中观念的形成作出历史的考查,指出它标志着人们的是非(即对不对)的认识;而且指出它在发展过程中更由于社会的衍变有着不同的规范,因之这执中的哲学标准也就有异,例如周公孔子以礼为中,而董仲舒则以三纲为中,中庸就以社会行为准则上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标准名世,它是谁也不能逾越的。没有想到这一认识正与他前一个时期在武汉大学讲学并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上的《中庸之道是折衷主义的哲学》的观点却却相反,使他对我抹下脸來大发雷霆,高声斥责:“你是我调來的,竟然敢反对我!”

        对于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指责,更引起我的愤怒,我立即予以反驳,说:“请问刘所长!你调我來所是从事研究的呢?还是当你的仆从?如果是搞研究,当年连郭沬若我都敢反对,你算什么?”这一下气得他暴跳如雷,去向党委商量怎样处分我,经过思考后使我认识到这个分歧在于对孔子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來研究孔子呢?还是从思想文化的批判继承角度來研究孔子?这时,《哲学研究》刚刚发表了他的《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以此文表达他要从方法论上统一孔子研究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以政治统率学术的要求,我就写了《在孔子研究方法论上与刘蔚华同志的分歧》的文章寄到《哲学研究》,主張研究的目的在于令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走向世界从而现代化,那就应当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不应预设目标置定框框,它在八五年九月号上得到该刊的发表,它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虽然我以学术上的获胜而告终,但是却使我再也无法在孔子研究所蹲了下去,只得申请去历史系教世界中世纪史,那时该系正缺教这门课的教师,而我的试讲却很令学生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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