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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天干戚

 
 
 

日志

 
 

中庸解析。(十)  

2011-07-25 08:23: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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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在山东无法生存下去的原因有三,一是与顶头上司研究所长刘蔚华先生的争论,二是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三是在孔子讨论会上气走学术权威蔡尚思,值得注意的它无不与我的中庸研究有关。昨天介绍与刘先生发生争议的始末,今天就说说我怎样成了山东省独一无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这件事发生在八六年的夏天,这时我已经离开孔子研究所在历史系任教,应由以中国社科院、山东社科院、山东大学、青岛大学名义联合举办的中西文化研讨会之邀请与会,帶去宣读的学术论文是《儒家中庸与古希腊中庸之异同》,本來论文宣读以后就已完成任务,这天下午乘兴走进了由全国各大学研究生聚会在一起的即兴辯论,有听过我关于中庸学术演说的年青人要求我讲一下中庸之道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我就援引毛先生关于反左反右理论,指出它來自孔子中庸的无过不及的方法论,也就成为中共路线斗争的是非标准,在此情况下有人质问我,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解放思想为前提,那么这种方法论对思想自由起什么作用?我的回答是理所当然成为束缚自由思想的绳索,这联系到当时正在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那就无法迴避它是束缚自由思想的四条绳索!这都是从逻辑推理中得出的,恰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形成为运动,這些言论就成为我思想自由化的一大罪状。

       尤其是在我国刊物中发行量最大的《文史知识》,以五七年的元月号将我的《中庸之道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会上的即兴发言稿)列为首篇发表,它不仅被当时的山东省委看作为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文章,而且还受到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五十年代史学家尚钺的研究生,与我有一面之识)的点名批评。这一事件既影响我申报付教授的批准(以暂缓名义),更是迫使我离开山东的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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